東漢末年，董卓作亂，群雄四起，我國進入了三國時代。公元197年，陳登就任廣陵太守后，因廣陵處于交戰前線，他將廣陵郡治所（今揚州）遷移到射陽縣（今江蘇省寶應東北射陽湖鎮）。從此，寶應作為廣陵郡治所，長達一百多年。（南部為吳國所占，后也重修廣陵城，與寶應的廣陵并存）
    陳登在廣陵采取了一系列興修水利的措施，安撫民眾，發展生產，不到一年，便使廣陵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。陳登不僅僅是政績突出的文臣，也是有謀略的軍事家。他明賞罰，重威治，組建了一支精兵。后來，他策應曹操，成功剿滅了呂布，加封為伏波將軍，仍做廣陵太守。公元199年，孫策派軍進犯廣陵。當時陳登在匡琦城（寶應附近的一個小城），陳登出奇制勝，以少勝多，打敗了吳軍。不久，孫權率大軍卷土重來，再次進攻廣陵郡。陳登親率大軍出擊，一舉擊潰孫權軍隊，再次取得了保衛廣陵的勝利。
    軍事上的勝利為廣陵郡贏得了相對穩定發展的時機，寶應作為廣陵郡的郡治中心，掀起了第一次大開發的熱潮。
    開鑿夾耶渠，開邗溝西道，是陳登永垂史冊的大手筆之一。
    看中國東部的地形圖可知，西高東低，黃河以南地區基本上是廣袤無垠的江淮平原（只在淮北、徐州和宿州零星分布低矮的山丘）。在公元1194年之前，黃河向北流，黃河以南地區河道穩定，河水平靜，兩岸是發達的農業區。
    古邗溝經過寶應東部，進入古射陽湖，再向東北繞過淮安的山陽灣，才能到達淮陰古城，這相當于兜了一個大圈子。在船運時代，耗費的時間長，而且途徑古射陽湖，湖面寬廣，時常有狂風惡浪，嚴重威脅行船的安全。
    寶應西部是“三阿之地”，實際上是古黃河，古淮河沖積而形成的古沙洲，是陵谷毗連、湖溪曲串，墩塘，崗坂，崗頭等代表性特色地貌，先秦兩漢時期就得到開發，當年已經是繁華富庶的地區之一。（可參考《盂城春秋》中《三阿之地》部分）。
    今天洪澤湖的湖底海拔10米左右，運河水位正常是4米左右，而傳說中的泗州城已經被人發現，位于今盱眙城西，洪澤湖畔，淮河之濱。泗州城已完全被埋在淤泥地下，從現代考古可知，隋唐以前，該地區海拔不到4米。淮河獨流入海，這一時期，淮河河道深闊，水流通暢，受海潮頂托，潮流可上溯到今洪澤湖區一帶,可以知道淮河正常水位低于2米。
    當時寶應地區中部是古長江、淮河、黃河泥沙的不斷淤積而形成的沖積平原，海拔3米左右，四周是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湖蕩，海拔只有2米左右。
    197年，陳登就任太守后，為了加強寶應東西部聯系，促進寶應經濟發展，他下令調集民夫，自射陽湖，經津湖（界首湖），開鑿馬瀨（今白馬湖），西與“三阿之地”相通，并可溯淮河直達中原地區。
    這是一條水上高速通道，新邗溝不再繞道射陽湖東北，水道直通，使漕運和行旅航程縮短，更為便捷。還有一個當時難以預見的效果，即白田因此從湖濱小村變成水路交通干線上的集鎮，為后來發展成寶應縣治奠定了基礎。這條人工水道就是后人常說的夾耶渠。
    200年， 廣陵太守陳登在寶應西部筑堰（高家堰，在今洪澤縣境內）三十里，以引淮河之水灌溉農田，使寶應南部成為發達的農業區。
    陳登在廣陵多年，治政有方，民賴其利，百姓對他感恩戴德。陳登遷任“東城太守”，臨行時，廣陵郡吏民扶老攜幼，要隨陳登一起北遷。陳登極力勸阻，可見他與廣陵百姓魚水深情，令人感嘆。
    陳登早年有病，雖然經過神醫華佗診治，并沒有除根。后積勞成疾，溘然長逝，時年僅三十九歲。
    陳登之后，魏將鄧艾受命在寶應西部一帶進行屯田，積儲軍糧，又開通漕運的水路，射陽日益興旺發達,成為當時廣陵郡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，形成了寶應歷史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。
    東漢末年著名文學家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陳琳，就出生在廣陵射陽（今江蘇寶應射陽湖鎮）。在“建安七子”中比較年長，約與孔融相當。其時天下大亂，陳琳避難于冀州，先后在何進、袁紹部下為吏。因長于文字，所以袁紹使典文章，任常管書記。袁紹討伐曹操,為師出有名,恭請陳琳寫檄文，陳琳欣然命筆寫成《為袁紹檄豫州》,全文筆鋒犀利，氣勢磅礴，聲討曹操，語語中的，字字珠璣。
    袁紹兵敗后，陳琳被曹軍俘獲。曹操愛惜他才華，不但不怪罪陳琳，反而還任命他做司空軍師祭酒，與阮瑀同管記室。后又升任丞相門下督。217年，他因病去世。
    當時寶應還有兩位英雄：一是臧洪，二是陳容，二人因反對袁紹英勇就義。二人殉難后,射陽父老景仰他們的高風亮節，為他們建造了“臧陳烈士祠”。清代時，寶應探花馮煦親書“臧陳舊址”,其石額至今依然豎立在古鎮射陽的城門上。四字若蹲猊,雄壯、雅健，非大手筆而無此風。
    西晉末年，八王之亂，五胡亂華，北方又陷入動蕩之中，漢民族開始大規模向南遷徙。
    公元313年，廣陵郡治回遷到廣陵（揚州），寶應地區因處于交戰區域而陷入沉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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